第七百一十二章天下武功,唯快不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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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百一十二章 天下武功,唯快不破
不過出乎李文忠意料的是,朱元璋召他入宮之後,並未當面斥責他,而是旁敲側擊地提醒他,做人不要太高調,不要授人以柄。
另外,朱元璋也反覆告誡李文忠,要註意搞好團結。早先在浙江,他與謝再興鬧得不可開交,後來又與楊憲鬧得不可開交,如果老是這樣,對他的名聲可不好。
李文忠出宮之後,去探望過臥病在床的李善長,也拜會過胡惟庸。李善長和胡惟庸均向李文忠表達了相當的善意,說大家都是出自淮西,應該團結起來,不能讓浙東集團的人為所欲為。
李文忠與李善長、胡惟庸達成臨時同盟之後,便心生一條毒計,準備一舉除掉楊憲。不過,這件事兒他可不能隨便向別人說破,否則極易引火燒身。
李文忠只是告訴李善長、胡惟庸二人,既然大家現在是同踩一條船,那麽,大家就要齊心協力,想辦法收集楊憲的罪證,向皇上上密折。只要上的折子多了,皇上必然會惱火楊憲。
還有最重要的是,將來一旦楊憲失勢,大家千萬不可手軟。要一舉置楊憲於死地,切不可斬草不除根。
李善長和胡惟庸知道李文忠是準備跟楊憲大幹一場了,為了表示誠意,李善長授意胡惟庸立即去找劉炳面授機宜。
這劉炳也是淮西人,早年間曾受過李善長恩惠,現在在禦史臺出任一名禦史。因為禦史中丞是劉伯溫,他知道劉炳與李善長的淵源,自然是不會重用劉炳,幾乎是除了一些簡單重覆性的抄寫類工作、簡單的辦案工作,不讓劉炳參與禦史臺的任何重大事宜。
不過這樣也好,劉炳這些幾年工作也相對清閑,有了大量的閑暇時間。按照李善長對其的點撥,劉炳這幾年幾乎只幹了一件正事兒,那就是不斷收集浙東集團骨幹分子的材料,尤其是劉伯溫、汪廣洋、楊憲這三人的材料。
要說浙東集團的這些人,在為官清廉方面,的確比淮西集團做得好。畢竟浙東集團的人都是文人出身,骨子裏自帶著一種清高。不過這種清高,有時候就會被別人理解成孤傲、目中無人……
經過胡惟庸的面授機宜,三天之後,就有大量的揭發楊憲的材料到了朱元璋的禦案之上。這些材料幾乎都是由中書省的胡惟庸遞交,而這些材料中有大部分都是禦史劉炳所奏。
在這裏,或許大家有一個疑問。楊憲貴為中書省左丞相,這些舉報他的材料怎麽能夠通過中書省向皇上遞交呢?
那是因為胡惟庸有這個權力。因為被舉報之人是中書省左丞相楊憲,而當時的中書省沒有右丞相。因此,按照規定,胡惟庸作為中書省參政,可以把這些材料直接呈遞給皇上。
試想一下,假如胡惟庸必須得把這些材料先向楊憲匯報,那楊憲怎麽可能讓這些材料落到朱元璋的禦案之上呢?正是因為楊憲是當事人,因此他必須回避。而作為中書省當時的實際二把手,胡惟庸把材料直接呈遞給朱元璋完全是合理合法的。
當然,先前那些屠性、孫履、許元、王天錫、王橚等人的近親屬告發楊憲的材料,胡惟庸卻並未直接呈報給朱元璋,反而是交給了楊憲。胡惟庸的目的,就是要讓楊憲知道有這些舉報他的材料,讓楊憲認為背後是李文忠在搞鬼。
也就是說,胡惟庸對於這些材料要不要直接呈報給朱元璋,還是有一個自由裁量權的。這個自由裁量權如何使用,就是一種政治能力的體現。
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,這些材料,包括之前彈劾汪廣洋的材料,雖然有很多都是出自禦史之手,但並未經過禦史臺。因為一旦經過禦史臺,以劉伯溫之精明,很可能將這些事情給解決掉了,哪容得了楊憲、胡惟庸等人在這裏興風作浪。
對於楊憲的為人,朱元璋還是清楚的。他知道這事兒是有人在背後指使,而劉炳等人只不過是馬前卒。
為了讓背後指使之人露出水面,同時也是為了考驗一下楊憲的政治智慧,朱元璋將這些舉報材料一骨腦兒交給了楊憲,且沒有多說任何一句話。
楊憲一下子看到了這些材料,嚇了一大跳。當著朱元璋的面,他沒敢發火。可回到中書省之後,楊憲立即大發雷霆。
他先是質問胡惟庸,這事兒為什麽不向他報告?
胡惟庸心道:這事兒能向你報告嗎?這事兒要向你報告了,這些材料怎麽能到皇上哪裏?
不過胡惟庸倒是賠著笑給楊憲解釋道:他也對這事兒挺為難!畢竟這些材料是來自禦史,而且按照規矩,這些材料他必須交給皇上。他把材料呈上去之後,正準備就此事向楊憲匯報,沒想到皇上竟然將材料轉交給了楊憲。
不待楊憲琢磨胡惟庸這話的真假,胡惟庸故意岔開話題道:“皇上看完這些材料之後,立即將材料原封不動交給丞相。看來,皇上對丞相還是信任的呀!這古話兒說得好‘誰人背後不說人?誰人背後無人說?’這事兒丞相還是看開一些的好……”
對於胡惟庸的這番“好言相勸”,楊憲沒什麽反應。他沖胡惟庸揮了揮手,讓胡惟庸退下了。
經過一番琢磨之後,楊憲去找了劉伯溫。
劉伯溫聽說禦史劉炳告發楊憲,並沒有表現得十分驚訝。他告訴楊憲,劉炳與李善長的關系可不一般,先前你三番五次舉報李善長,這家夥自然也想著還擊你幾下子。好在是皇上竟然把這些告狀信交給你了,那說明皇上是信任你的。你也不必要對此事耿耿於懷,有些事該翻篇兒就得翻篇兒啦……
對於劉伯溫的勸和之言,楊憲哪裏聽得進去。這劉炳既然是李善長的人,那必須得狠狠地打擊呀!
回到中書省後,楊憲立即指使與自己相交甚厚的幾名禦史以及一些中書省官員,對劉炳群起而攻之。
面對送到中書省的多封告狀信,楊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,立即對當事人劉炳展開突擊審查,很快便敲定了一些劉炳的“犯罪”事實。
話說從古至今的官員又有幾個能經得起認真查?尤其是帶著放大鏡去查呢?歷史上又出過幾個海瑞呢?即使是清廉如海瑞,在驚濤駭浪的政治角鬥場裏,也曾是九死一生……
楊憲深谙“天下武功,唯快不破”的真理,對政敵下手,就得快、準、狠,否則,遲則生變。
從對劉炳立案調查,到斬首劉炳,前後也就兩天時間。李善長、胡惟庸還沒有反應過來,劉炳便已人頭落地。
李善長、胡惟庸驚聞劉炳授首,是急得真跳腳。他們兩個可沒料到,這楊憲哪像個堂堂的左相,簡直就是個“二楞子”嘛!別人是一言不和就拔刀,他楊憲是一言不和就要你命……
正所謂“螳螂捕蟬,黃雀在後”,正在楊憲慶幸自己先下手為強,斬殺劉炳,狠狠地打擊了以李善長、胡惟庸為首的淮西集團的囂張氣焰之時,一只“黃雀”已經躲在他背後,做好了充分的準備,準備給他致命一擊了。
幾乎就在楊憲辦理劉炳一案的同時,應天城內悄悄流傳著一個小道消息:左都督李文忠曾經在福建招募畬族養蠱人,按《律令》李文忠犯了大禁。
在這裏要特別說明的是,大家提起明朝的律法,首先就想到了《大明律》。不過,這《律令》可算得上是後來《大明律》的雛形了。
至正二十七年(公元1367年),朱元璋稱吳王之後,便命令李善長、劉伯溫、朱升等人議定了《律令》,作為明初的律法。
直到洪武六年(公元1373年),朱元璋才命令刑部尚書劉惟謙等人在《律令》的基礎上繼續修訂完善,於次年頒布了《大明律》。
李文忠曾經在福建招募畬族養蠱人的這個小道消息,對於其他人來說,無非就是覺得這是有對李文忠不滿之人,故意放出的消息。至於這個消息的真假,都是幾年前的事兒了,難於查實。
當時,身處應天的我聽到這個小道消息之後,還認為是沐英這小子因為看不慣李文忠,故意讓人散布的消息。根本就沒有多想。
雖然眾人都對這條消息不是十分關註,但有兩個人對這條小道消息卻是高度關註。一個人是當事人李文忠,另一個人便是朱元璋。
當年,楊憲告發李文忠之際,曾經有一條,便是奏報李文忠私自招募養蠱人。朱元璋對此大為火光,親自將李文忠召來核實。
當李文忠承認了招募養蠱人的事實,並說明了理由之後,朱元璋對此事不僅不再追究,反而是燒掉了楊憲的那份密奏。因為李文忠招募養蠱人,取得蠱毒是為了朱元璋的江山著想,朱元璋自然要替李文忠掩蓋此事。
而當時,知道這件事的,除了朱元璋自己,就只剩下兩個當事人李文忠和楊憲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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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出乎李文忠意料的是,朱元璋召他入宮之後,並未當面斥責他,而是旁敲側擊地提醒他,做人不要太高調,不要授人以柄。
另外,朱元璋也反覆告誡李文忠,要註意搞好團結。早先在浙江,他與謝再興鬧得不可開交,後來又與楊憲鬧得不可開交,如果老是這樣,對他的名聲可不好。
李文忠出宮之後,去探望過臥病在床的李善長,也拜會過胡惟庸。李善長和胡惟庸均向李文忠表達了相當的善意,說大家都是出自淮西,應該團結起來,不能讓浙東集團的人為所欲為。
李文忠與李善長、胡惟庸達成臨時同盟之後,便心生一條毒計,準備一舉除掉楊憲。不過,這件事兒他可不能隨便向別人說破,否則極易引火燒身。
李文忠只是告訴李善長、胡惟庸二人,既然大家現在是同踩一條船,那麽,大家就要齊心協力,想辦法收集楊憲的罪證,向皇上上密折。只要上的折子多了,皇上必然會惱火楊憲。
還有最重要的是,將來一旦楊憲失勢,大家千萬不可手軟。要一舉置楊憲於死地,切不可斬草不除根。
李善長和胡惟庸知道李文忠是準備跟楊憲大幹一場了,為了表示誠意,李善長授意胡惟庸立即去找劉炳面授機宜。
這劉炳也是淮西人,早年間曾受過李善長恩惠,現在在禦史臺出任一名禦史。因為禦史中丞是劉伯溫,他知道劉炳與李善長的淵源,自然是不會重用劉炳,幾乎是除了一些簡單重覆性的抄寫類工作、簡單的辦案工作,不讓劉炳參與禦史臺的任何重大事宜。
不過這樣也好,劉炳這些幾年工作也相對清閑,有了大量的閑暇時間。按照李善長對其的點撥,劉炳這幾年幾乎只幹了一件正事兒,那就是不斷收集浙東集團骨幹分子的材料,尤其是劉伯溫、汪廣洋、楊憲這三人的材料。
要說浙東集團的這些人,在為官清廉方面,的確比淮西集團做得好。畢竟浙東集團的人都是文人出身,骨子裏自帶著一種清高。不過這種清高,有時候就會被別人理解成孤傲、目中無人……
經過胡惟庸的面授機宜,三天之後,就有大量的揭發楊憲的材料到了朱元璋的禦案之上。這些材料幾乎都是由中書省的胡惟庸遞交,而這些材料中有大部分都是禦史劉炳所奏。
在這裏,或許大家有一個疑問。楊憲貴為中書省左丞相,這些舉報他的材料怎麽能夠通過中書省向皇上遞交呢?
那是因為胡惟庸有這個權力。因為被舉報之人是中書省左丞相楊憲,而當時的中書省沒有右丞相。因此,按照規定,胡惟庸作為中書省參政,可以把這些材料直接呈遞給皇上。
試想一下,假如胡惟庸必須得把這些材料先向楊憲匯報,那楊憲怎麽可能讓這些材料落到朱元璋的禦案之上呢?正是因為楊憲是當事人,因此他必須回避。而作為中書省當時的實際二把手,胡惟庸把材料直接呈遞給朱元璋完全是合理合法的。
當然,先前那些屠性、孫履、許元、王天錫、王橚等人的近親屬告發楊憲的材料,胡惟庸卻並未直接呈報給朱元璋,反而是交給了楊憲。胡惟庸的目的,就是要讓楊憲知道有這些舉報他的材料,讓楊憲認為背後是李文忠在搞鬼。
也就是說,胡惟庸對於這些材料要不要直接呈報給朱元璋,還是有一個自由裁量權的。這個自由裁量權如何使用,就是一種政治能力的體現。
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,這些材料,包括之前彈劾汪廣洋的材料,雖然有很多都是出自禦史之手,但並未經過禦史臺。因為一旦經過禦史臺,以劉伯溫之精明,很可能將這些事情給解決掉了,哪容得了楊憲、胡惟庸等人在這裏興風作浪。
對於楊憲的為人,朱元璋還是清楚的。他知道這事兒是有人在背後指使,而劉炳等人只不過是馬前卒。
為了讓背後指使之人露出水面,同時也是為了考驗一下楊憲的政治智慧,朱元璋將這些舉報材料一骨腦兒交給了楊憲,且沒有多說任何一句話。
楊憲一下子看到了這些材料,嚇了一大跳。當著朱元璋的面,他沒敢發火。可回到中書省之後,楊憲立即大發雷霆。
他先是質問胡惟庸,這事兒為什麽不向他報告?
胡惟庸心道:這事兒能向你報告嗎?這事兒要向你報告了,這些材料怎麽能到皇上哪裏?
不過胡惟庸倒是賠著笑給楊憲解釋道:他也對這事兒挺為難!畢竟這些材料是來自禦史,而且按照規矩,這些材料他必須交給皇上。他把材料呈上去之後,正準備就此事向楊憲匯報,沒想到皇上竟然將材料轉交給了楊憲。
不待楊憲琢磨胡惟庸這話的真假,胡惟庸故意岔開話題道:“皇上看完這些材料之後,立即將材料原封不動交給丞相。看來,皇上對丞相還是信任的呀!這古話兒說得好‘誰人背後不說人?誰人背後無人說?’這事兒丞相還是看開一些的好……”
對於胡惟庸的這番“好言相勸”,楊憲沒什麽反應。他沖胡惟庸揮了揮手,讓胡惟庸退下了。
經過一番琢磨之後,楊憲去找了劉伯溫。
劉伯溫聽說禦史劉炳告發楊憲,並沒有表現得十分驚訝。他告訴楊憲,劉炳與李善長的關系可不一般,先前你三番五次舉報李善長,這家夥自然也想著還擊你幾下子。好在是皇上竟然把這些告狀信交給你了,那說明皇上是信任你的。你也不必要對此事耿耿於懷,有些事該翻篇兒就得翻篇兒啦……
對於劉伯溫的勸和之言,楊憲哪裏聽得進去。這劉炳既然是李善長的人,那必須得狠狠地打擊呀!
回到中書省後,楊憲立即指使與自己相交甚厚的幾名禦史以及一些中書省官員,對劉炳群起而攻之。
面對送到中書省的多封告狀信,楊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,立即對當事人劉炳展開突擊審查,很快便敲定了一些劉炳的“犯罪”事實。
話說從古至今的官員又有幾個能經得起認真查?尤其是帶著放大鏡去查呢?歷史上又出過幾個海瑞呢?即使是清廉如海瑞,在驚濤駭浪的政治角鬥場裏,也曾是九死一生……
楊憲深谙“天下武功,唯快不破”的真理,對政敵下手,就得快、準、狠,否則,遲則生變。
從對劉炳立案調查,到斬首劉炳,前後也就兩天時間。李善長、胡惟庸還沒有反應過來,劉炳便已人頭落地。
李善長、胡惟庸驚聞劉炳授首,是急得真跳腳。他們兩個可沒料到,這楊憲哪像個堂堂的左相,簡直就是個“二楞子”嘛!別人是一言不和就拔刀,他楊憲是一言不和就要你命……
正所謂“螳螂捕蟬,黃雀在後”,正在楊憲慶幸自己先下手為強,斬殺劉炳,狠狠地打擊了以李善長、胡惟庸為首的淮西集團的囂張氣焰之時,一只“黃雀”已經躲在他背後,做好了充分的準備,準備給他致命一擊了。
幾乎就在楊憲辦理劉炳一案的同時,應天城內悄悄流傳著一個小道消息:左都督李文忠曾經在福建招募畬族養蠱人,按《律令》李文忠犯了大禁。
在這裏要特別說明的是,大家提起明朝的律法,首先就想到了《大明律》。不過,這《律令》可算得上是後來《大明律》的雛形了。
至正二十七年(公元1367年),朱元璋稱吳王之後,便命令李善長、劉伯溫、朱升等人議定了《律令》,作為明初的律法。
直到洪武六年(公元1373年),朱元璋才命令刑部尚書劉惟謙等人在《律令》的基礎上繼續修訂完善,於次年頒布了《大明律》。
李文忠曾經在福建招募畬族養蠱人的這個小道消息,對於其他人來說,無非就是覺得這是有對李文忠不滿之人,故意放出的消息。至於這個消息的真假,都是幾年前的事兒了,難於查實。
當時,身處應天的我聽到這個小道消息之後,還認為是沐英這小子因為看不慣李文忠,故意讓人散布的消息。根本就沒有多想。
雖然眾人都對這條消息不是十分關註,但有兩個人對這條小道消息卻是高度關註。一個人是當事人李文忠,另一個人便是朱元璋。
當年,楊憲告發李文忠之際,曾經有一條,便是奏報李文忠私自招募養蠱人。朱元璋對此大為火光,親自將李文忠召來核實。
當李文忠承認了招募養蠱人的事實,並說明了理由之後,朱元璋對此事不僅不再追究,反而是燒掉了楊憲的那份密奏。因為李文忠招募養蠱人,取得蠱毒是為了朱元璋的江山著想,朱元璋自然要替李文忠掩蓋此事。
而當時,知道這件事的,除了朱元璋自己,就只剩下兩個當事人李文忠和楊憲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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